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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于说美”是一种审美狭隘和矫枉过正

发表时间:2016-06-07  来源:大河美术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

视觉艺术家曾经无一例外地称其行业为“美术”(我把它理解为“造型美的表达法”)。蹊跷的是,现如今,很难再听到他们提及“美术”两个字,取而代之的是“艺术”(我把它定义为“造型语言的表达法”)。这个学术用语上的更替折射出了人们对待视觉艺术价值认识上的变化。追求“美”不再是艺术创作的主要目标,强调“观念表达”才是当下流行的艺术观。

今天的艺术世界里有个极端现象——“耻于说美”。那么,从“追求美”到“放弃美”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美与丑”中的“美”,是一个建立在生理本能驱使下的“好恶观”体现。比如:年轻健康是美,衰败腐烂是丑;象征生生不息的代表“美”,象征灭亡终结的代表“丑”。那么“美丑”所对应的其实是“好坏”。这种认识构成了“美”的基础概念。“艺术美”既由此派生而来,又融入了各个时代的价值观。在古典时期的艺术作品中,不胜枚举的“优雅美”便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甚至发展到了追求“唯美”的地步。但是这种艺术追求很快被后来者所诟病,其原因还是人类价值观的改变,当我们意识到“真实”才是更进步更深刻的艺术追求时,便应运而生了一件又一件叛逆之作,比如卡拉瓦乔笔下以农夫赌徒为原型的神话人物,显得真实可信;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一画中,女神脚下踩踏的是革命闹剧氛围里残酷的一面——杀戮与死亡。

一个完整世界既包括“美”也存在“丑”,好比自然博物馆里的帝王蝶那样,华丽的身姿偏偏搭配了一张可怖狰狞的面孔,美丑相依而生。艺术家们所提炼出的绝对“艺术美”只存在于虚幻的世界里。在这个领域中,“美”成了价值观的视觉体现,“美”的样式随着价值观的改变而改变。一部人类艺术史也可以戏称它为“美的变形史”。

康定斯基把点线面和色彩本身看做构成“艺术美”的基本要素和抽象关系,“美本生”从束缚它的具体物象里摆脱出来了,这个艺术认识上的变革侧面反映了人类追求自由的深层价值观。之后,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放弃了“关照现实”的艺术使命,朝向“自由美”的方向大步疾走狂奔。抽象表现主义是一个重要节点,在经历了波洛克式的狂乱之后,“极简美”就登上了舞台,它提供给公众一个更纯粹更疏离的观看世界,是那么的光滑无瑕,那么的冰冷坚硬,直至观念艺术的出现,“艺术美”的样子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心中自问:判断艺术的价值是否相当于判断“美与丑”的标准呢?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当代艺术家们提出:“艺术美”美在“表达”上,而“表达”不能被约束在只说好话的方式上。最深刻的表达莫过于说出现实真相,真相是复杂的,它包含了“真假、善恶与美丑”。一部艺术作品中若是没有一点负面的成分是上不了档次的,比如“颓废、荒诞、脆弱”等等,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当代艺术里充斥着“萎靡、怪诞、易碎”正是对应于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以商业文明主导的社会价值观让都市人的视觉兴奋阈值越来越高,“美”太温和了,不足以刺激眼球,大众希望观看是直接而强烈的,人们没有耐心体验内敛的美,不少艺术家投其所好,要么把作品弄成你绕不过去的巨大物件,要么搞一个四面八方控制感官的多媒体空间。“艺术美”从变形发展到变异,就像人的变异一样不可避免。

“耻于说美”是一种审美狭隘和矫枉过正的表现。

原因一:对“美”认识不深。“自然美”虽然是一个较稳定的美感标准,却不是“艺术美”的唯一榜样。“艺术美”是一个动态概念,正如所有概念一样,因时因地转换姿势,然而本质未变,只是显现了“美”的新角度而已。原因二:新名词的诱惑。人们换用新名词是为了不落俗套,我们经常听到的几句褒奖当代艺术作品的话:“观念性强”、“视觉冲击力大”等等,这些被使用最多的几个短语,其实质依然是在“说美”,新名词依旧是老概念,正如艺术创作由古至今的变化那样,从“宗教意识的神性美”到“人神同论的人性美”,从“逐渐摆脱现实物象的造型美”到“纯粹概念的抽象美”,美本身并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说到这里,我不想再絮叨“美之变形”如何无处不在,我更愿意面对一个简单有力的事实:“艺术美”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中,无论它的外形如何变化,任何一个时代里的艺术家们都在追求他们所认可的“美”,只是“美”的形态各有千秋罢了,过往所有的“艺术美”形式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不在乎“美”是不现实的,我们怎能否定“美”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呢?即便“艺术美”不断地变形,也不能忘记它的最初面目啊!今天的世界并没有提供人们统一的时代审美观,我们若厚此薄彼将是一种不理性的表现。


最后,请让笔者用一句话结束本文吧:“耻于说美,大可不必!” (罗尔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