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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的诞生——从油画《开国大典》谈艺术创作的三个阶段

发表时间:2016-06-29  来源:大河美术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

导语 艺术似乎是人类创造的最匪夷所思之物。纵观人类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科技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果,然而,在审美领域,艺术领域,人们却不敢说有傲视前人的资格。原始彩陶、古希腊雕塑、青铜时代的艺术品等,至今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什么是艺术?定义太多,至今学术界各执一词。现代艺术实践活动使“艺术品”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冲击着传统艺术品概念的界定。 对何为“艺术”人们越来越困惑不解了。

《开国大典》

虽然艺术成了难以定义之物,但是艺术品的创作过程却是有规律可循的。艺术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分为艺术体验、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三个阶段。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提出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个概念,正好对应了艺术创作的三个阶段——艺术体验、艺术构思、艺术传达。


这三个阶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艺术体验,是艺术创作的最初阶段、准备阶段。它是艺术家在已有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内心情感体验、艺术想象、艺术联想等心理要素,对特定的审美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和领悟理解的过程。艺术体验包括艺术素材和审美体验的积累,审美领悟的发生及创作动机的生成。艺术构思阶段 ,就是有了材料之后所进行的酝酿和思考阶段。艺术传达阶段, 是艺术作品的实施阶段,也就是制作阶段,是运用一定的材料将艺术家的构思实施成为能感受得到的具体物象过程,是艺术创作的最后阶段,至关重要。本文以《开国大典》创作过程为例来了解艺术品的诞生过程。
《开国大典》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件重要的美术作品,定格了那伟大的一瞬间,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艺术体验阶段是艺术创作的最初阶段。艺术创作背景能反映出作品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创作者的经历,与作品的创作过程息息相关。1951年,为迎接建党30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决定举办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中宣部、文化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此次画展出了不少好作品,如人们都熟悉的《地道战》《强夺泸定桥》等,但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这个重大事件却没能完美体现出来。随后,中央美术学院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任务,来组织完成油画《开国大典》。经过慎重研究,中央美院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青年画家董希文。
不容置辩,艺术家是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主体。艺术品体现了艺术家的阅历和修养,是艺术家审美经验和人生经历的集中表现。知道《开国大典》的人很多,但知道其作者董希文先生的就很少。董希文是浙江绍兴人,杭州艺专毕业,后留学法国,归国后曾先后到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考察、创作,在敦煌临摹过3年壁画。他的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接受这项艰巨任务时的董希文只有37岁,担任中央美院教授,在美术界已渐有声誉,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等老一辈画家的好评。尤其擅长画革命题材、领袖人物的创作。1949年北平解放时,董希文就曾经创作过一幅水粉画《北平入城式》。他不仅在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画过毛泽东、朱德像,还带领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共同完成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毛泽东像,对于领袖题材的作品并不陌生。开国大典当天,董希文还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喜气洋洋的情绪令他非常动容,当时就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想要画一幅能反映开国大典盛况的油画作品。所以,由他来创作这幅作品似乎是最适当的。他自己回忆说:“能有机会创作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画,也是千年难逢的好运气!”董希文对当时的情景不仅有亲身体验,而且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画家这种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心活动,以及萌发的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最终促成了艺术创作的第一阶段——艺术体验的完成。
艺术家丰富的艺术经历和生活体验为创作《开国大典》积累了扎实的基础。在有了丰富的艺术体验之后,董希文立即投入创作的准备工作中,即艺术构思阶段。通过对开国大典的图片、影视资料的海量搜集以及深入研究,他发现这些现成的资料并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要反映出开国大典这么重大的事件,需要有一个“大团圆”式构图,领导群体与广场群众要存在同一画面中,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民胜利”的伟大意义。于是,在创作中董希文按照自己的理解先画了一张小草图,电影和照片资料只作为参考。草图中毛主席站在画面中间的位置,画面左边是其他领导人,右边是广场的群众,这样所有主要人物都在左边,而且刻画细致,右边游行的队伍概括处理,左实右虚左右相差悬殊,按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正是这样,才能把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凝聚”在同一画面上,才能表达出开国大典所具有的“大团圆”的结局,才能烘托出人民胜利的节日气氛,才能达到内容与精神上的高度统一。实际上在毛主席的右边也应该有一根大红柱子,但在草图中被去掉了,加宽了两根柱子之间的实际距离,虽然没有尊重客观事实,但这样的构图使得广场显得更为开阔。关于这一点,董希文还慎重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由此可见董希文作画时严谨的态度。草图的完成也意味着艺术构思阶段的完成。
草图完成之后,董希文立即投入艺术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艺术传达阶段。要完成一件艺术品,艺术家首先要有纯熟的技巧,其次要有“忘我”的态度。当时创作条件非常艰苦, 董希文为《开国大典》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回忆说:“《开国大典》动手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家里人都知道,这时候绝不能打搅他,只好先把饭收起来。”
董希文对东西方艺术都有研究,既有深厚的传统艺术功底又具有创新精神。
在《开国大典》的创作中,最成功之处是将西洋绘画的技法和民族绘画的特点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写实中大胆平涂,借鉴了中国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湛蓝的天空、红色的地毯、红色的柱子、红色的灯笼及红旗等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烘托出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为了烘托重要历史时刻庄严喜庆的气氛,董希文以写实的手法为基调,在画面安排上,按照原有构图去掉了一根柱子,扩大了视觉空间,使城楼上的领袖与广场上的群众相互呼应,既突出了欢庆的场面,又取得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人物的安排上,画家也独具匠心,中心人物和后排的人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样既做到主次分明,又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做了合理的艺术处理。在形象的塑造上,董希文花了不少心思。要获得生动的形象资料必须一一写生,对领导人一个一个去画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收集照片和参考影视资料,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来画速写,并最终使所有人物和谐统一,这些都和董希文认真分析人物性格和各种材料分不开。画面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传神,人物的目光大都集中在毛主席身上,专注这一伟大时刻,现场感强烈。另外,作画人都知道直立的人物形态特征是很难把握的,不易表达出人物的立体感和特征,容易处理得呆板而单调。董希文凭借其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艺术修养,最终一一克服了这些难题,做到了形似神准。在色彩方面,《开国大典》运用了大块的强烈色彩对比,蓝天白云,红灯黄菊,看起来似乎简单明了,雅俗共赏,但这都是画家深思熟虑的结果,符合油画的一般规律,又带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创造中国油画新风貌,掀起了一股油画民族化的新风,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深远。整件作品的大部分都是一气呵成的,不到两个月已完成了七八成。最终,巨幅油画《开国大典》诞生了,天安门广场上,风和日丽,人潮涌动,神清气爽,红旗如海,金菊飘香。整幅作品构思宏伟,气势磅礴,庄严喜庆,反映了新中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时代精神风貌。
在一些物体质感的表现上,董希文也是经过多次试验的。据说在画地毯时,他在油画颜料中加进了少量的沙子,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地毯的质感。画面完成以后,在中央美院先展了一次,反应非常热烈,大家都觉得是一幅难得的佳作,徐悲鸿评价说应得一百分。艾中信建议说:“里面的毛泽东再高大一些更好。”董希文听了茅塞顿开,回去以后,重新调整了画面,将毛主席的身高增高了一寸,效果果然不错,能更好地突出主体人物了。据说当毛主席看到这幅作品时,点头称赞道:“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1953年9月27日,油画《开国大典》在《人民日报》刊登,随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开国大典》的图片,发行量数以百万计,并被印制成年画发售,还收入中小学课本。成为现代美术史上一幅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品。
至此,一幅艺术品也完成了。通过对《开国大典》创作过程的探讨,我们对艺术品的诞生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艺术品是艺术家厚积薄发的创作成果,只有在长期艺术实践中艰辛的积累,才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佳作。从艺术的创作过程来看,每件艺术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基本的创作规律,都要经历艺术体验,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这三个阶段,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这三个阶段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
《开国大典》的命运是最曲折的,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曾经呈现出三个面貌,第一次去掉了高岗,第二次改掉刘少奇,第三次删去林伯渠。虽然《开国大典》最终恢复了原貌,但通过一幅画的变动,竟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命运,这在世界美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者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