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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邕书法艺术浅析

发表时间:2016-11-11  来源:大河美术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

李邕字泰和,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昌),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 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 年),官至汲郡、北海郡太守,世称“李北海”。李邕善文学,书法亦精湛,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 李邕的父亲李善,为当时研究《文选》的著名学者,以讲《文选》为业。其所注《文选》极为精善,被后世引为经典。李邕受家风陶染,自幼学文,留心翰墨,博闻强识。《旧唐书·李邕传》记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其求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

李邕书法

【一】

《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传》其本传中记载李邕补益《文选》之事:“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由此可见,李邕资颖超悟,才华过人。

公元696 年,李邕经崔沔引荐,拜见秘书少监李峤,并入秘阁读书累年,饱览群书,学识大进,知名天下,并得当时任监察御史的张庭珪赏识,入朝为官。李邕一生仕途坎坷,几经起落,“始沮于韦氏,中忌于张说,卒被诛于李林甫”。终因其刚毅忠烈、爱士重义为后人赞誉。李白曾为其作诗曰:“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杜甫亦作《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云:“呜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等。由此,李邕在当时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李邕的书法与其学识一样出类拔萃,以擅长行草而有书名。唐初,太宗皇帝崇尚右军之书,学习王字蔚然成风。然魏晋所传书迹,至唐已无多,且多为皇帝重臣几人可见,民间所传多是临摹,几经转折,已与右军旨趣相去甚远,唐初时风使然,大多所谓右军碑版敛规入矩,生气全无,而此时李邕声名未起。开元年间,玄宗崇尚丰丽的隶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下熙然习隶体,丰腴厚硕为当时普遍的审美追求,一改初唐气息。唯李邕气骨峥嵘,用笔坚劲,继承二王,溯源魏碑,独步一时。在当时崇尚法度的唐朝,书家多以楷书名世,而李邕能以行书卓然而立,并成为一代大家,为后人广为取法,其在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李阳冰称李邕为“书中仙手”,唐末吕总评其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其书之气势可见一斑。

李邕善写碑颂,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言:“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宋高似孙《纬略》一书中记载:“唐人说李邕前后撰碑八百余首”,想必李邕撰文并且书丹的碑志必不会少,只是历时久远,能遗留至今的已经为数不多,虽然经历天灾人祸,风化剥蚀,但我们仍可以从这些残存的碑版书迹中窥探李邕书法的精神风貌。李邕现存的作品,有《叶有道碑》(公元717 年)、《娑罗树碑》(公元723 年)、《端州石室记》(公元727 年)、《麓山寺碑》(公元730 年)、《法华寺碑》(公元735年)、《李思训碑》(公元739 年)(关于《李思训碑》的立石时间,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朱关田先生考证为开元二十七年,即公元739 年,本文沿用此说)、《李秀碑》(公元742 年)等。从这些存世作品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分析李邕书风发展演进的过程。

《叶有道碑》书于唐玄宗开元五年,而此时李邕书丹的年龄为四十三岁。这一阶段,当时社会还笼罩在学习“二王”书法热潮的余绪中。由于李邕并非贵族重臣,因此对真正的王羲之墨迹是无缘相见的,坊间流传最著名的学习范本莫过于咸亨三年所立的《怀仁集王圣教序》,此碑中字全从王羲之书迹中来,安排精巧,惨淡经营,立石以来受到士林追捧,竞相学习。李邕也不例外,我们从这两块碑版中可以明显看到李邕取法《怀仁集王圣教序》的痕迹。《叶有道碑》用笔内擫,结体相对后期作品来说重心靠上,上紧下松,秀逸闲雅。李邕继承了《圣教序》斜划紧接的结构和内擫的用笔,并夸大了王字结体欹侧的特征。

李邕书法

【二】

接下来的二十年,是李邕书法个人面目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李邕在继承王羲之书法的基础上,加入了北碑的用笔和结体,并掺入了王献之的笔调。《宣和书谱》记载:“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所谓“笔力一新”,笔者以为或许是融入了北碑的缘故。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李邕学习北碑的经历, 但是我们可以从李邕存世碑版中找到他取法北碑的蛛丝马迹。《娑罗树碑》立于公元723 年,此碑已不复是《叶有道碑》中斜划紧接的结构,而是走向宽博平正。《端州石室记》立于公元727 年,是李邕现存的唯一的楷书作品,平划宽结,字势横扁,雍容浑厚,线条圆劲,带有较多的隶书笔意。翁方纲评《端州石室记》云:“此北海书第一,亦唐楷中之隶法。”此类风格与北碑早期由隶到楷过渡时期的旨趣有相似之处。

此外,除了取法北碑,李邕还从王献之书法吸取了不少营养。《海岳名言》载米芾评论李邕书:“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米芾虽是在批评李邕学习王羲之不到家,但是却道出了李邕对王献之书法的取舍。“乏纤浓”正是说李邕没有学习王献之的纤细妍媚,变化多端。我们从李邕的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麓山寺碑》和《李秀碑》可以看出,李邕更多地吸收了王献之书法的外拓沉雄的用笔。王文治在《快雪堂题跋》中评价《麓山寺碑》称:“昔人谓北海如象,观此帖气骨峥嵘,如泰山卓立,觉驯象巍然,宛在目前也。”以泰山、象来比李邕书法,可以想见北海书雄健沉着的风貌。

杨守敬曾评北海书:“李北海独出冠时,《李思训碑》风骨高骞,《李秀碑》雄浑深厚,《麓山寺碑》用笔结体在两者之间,董香光所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者,最有微契。”笔者认为《李思训碑》《李秀碑》《麓山寺碑》此三块志石,虽然书写时间不同,风格也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可以代表李邕的书法风格,下面笔者试通过这几块重要的碑版对李邕书法的特征作一简要的分析。

行书入碑,驭笔方折劲健,寓圆于方

行书入碑,唐太宗李世民为首创,但在李邕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碑刻的特殊目的要求书碑一般以庄重肃穆为审美追求。李邕在行书入碑的前提下,为了适应碑刻这种特殊的形制,就只得对自己的笔法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将魏碑的笔法引入,并且融进了大量的楷书用笔。例如,在起笔处重按、铺毫行笔等。二王流传下来的书帖大多是手札、尺牍、书信等,所以用笔以轻快婉转为要。李邕在继承二王笔法的同时,在其圆转流畅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刚硬顿挫的用笔,这在其转折处更能说明这一点。其书方折多于圆转,又能寓圆于方,方圆兼备。明人杨士奇在《东里续集》中评价李邕书言:“北海书矩度森严,筋骨雄健,沉着飞动,引笔有千钧之力,故可保也。”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李北海书气体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憍之意拟之。”均指出了李邕用笔沉着劲健的特点。

欹侧取势,中宫紧缩,重心下移,上松下紧,奇崛多变。

李邕继承二王欹侧的用笔,左低右高,斜划紧结,并将其夸张强调,险中取胜,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李邕书的结构上松下紧,使得字的重心靠下,虽然欹侧取势,但并不会失于怪诞,反而更加稳固朴拙,这也是李邕书的独特之处。重心靠下,上疏下密,左右开张,形成强烈的对比。王文治在《快雪堂题跋》中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有言:“昔人评李北海书,病在欹侧,似专指此碑而言。《李秀碑》已不甚欹侧,《岳麓》则不动如山矣。私谓唐太宗评右军书,以为凤翥鸾翔,势如斜而反正,正欹侧之谓也。子敬妙传字法,而欹侧尤甚。北海全从子敬得笔,仰契右军。张从申不及北海,正在不欹侧耳。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北海所独,尤《云麾》所独。”正是指出了李邕书欹侧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李邕之所以在书法史上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跟他独特的结体是分不开的。

虽字字独立,但气势畅达。

李邕的这些行书碑刻有着和《怀仁集王圣教序》同样的章法布局,即字字独立,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圣教序》为怀仁从王羲之尺牍信札中集出来的字,并非王羲之亲自书丹,这就难免在章法上有气韵不通之感,而李邕的这些碑刻,均为李邕亲自书丹,为了适应碑刻这种形制,所以字字独立,以方便刻写的需要。同时,李邕会主动地有意识地去避免字字独立所带来的状如算子,气息不畅的窘状。徐渭曾题《李北海帖》言:“李北海此帖,遇难布处,字字侵让,互用位置之法,独高于人。”纵观李邕书,虽然字与字之间很少有游丝牵连,但是大小参差错落,轻重提按有序,虽笔断而意连,势韵相接,这也是其书的高妙之处。

启功先生在其《论书绝句》中曾有言:“行狎书碑,自晋祠铭始。李靖诸碑继之,而纤弱不能跨灶。怀仁集王右军书,只是巧艺之功,无关书碑之事。李泰和出,行书书碑,始称登峰造极。盖碑版铭石,书贵庄重,而行狎佻举,两不相侔。李书则以蝉联映带之笔,作泉注山安之势。欹侧之中,具方严之度。书丹之道,至此顿开天地。”启功先生此段评述可谓对李邕行书艺术的高度概括,李邕在书史上的重要贡献不言而喻。

唐宋以降,李邕书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李邕书中取法者不乏其人,元之赵孟頫,明之董其昌,卓然大家,莫不受其泽被,以至千载仰慕,奉为楷则。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研究生 裴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