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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异存同”与“理性有罪”

发表时间:2016-11-28  来源:大河美术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

■徐志君

这篇文章由9 月在北京结束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两场夜间演讲的听后感缀集而成,标题是对这两场讲座内容略带夸张但精神暗合的概括。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gos Jullien,国内也曾译为于连)是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国籍哲学史学会主席,其关于《易经》与孔子的研究成为当代相关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米歇尔(W.J.T.Mitchell)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批评探索》的主编,他在上世纪90 年代曾经预言过读图时代的到来,提出“图像学转向”,其对图像学的研究构成了潘诺夫斯基之后的又一高峰。前者的演讲关注了古代中西方关于“美”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后者则关注大数据时代如何解读图像。二者所涉材料相去甚远,但所揭示问题则直击当代思想研究的前沿。

【一】

朱利安的演讲以《美,奇特的概念》为题,考察了中西方传统艺术思想中关于“美”这一概念的理解的差异及其意义。平心而论,这种宏观视角的考察通常存在这样的问题:采集性的论据,常常忽略了很多其论点无法概括的事例。因此,尽管其论证本身自洽,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在相同的考察范围内重新选取材料,很可能会支持一个完全相反的论点。但本文所关注并非其论证逻辑,而在其解释的文化的“间性”问题。虽然很难对这一核心概念下直接的定义,但是在我的理解中,这一概念的成立最起码依赖于如下三个前提。

文化间的对话是“间性”形成的另一个前提。通常所谓对话是发现差异的过程,也常常是寻求理解和消除差异的过程。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寻求普世价值一度成为思想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朱利安敏锐地发现这种对普世性的追求可能会消弭文化中的差异性,这种消弭可能体现为一种强权抹平的方式,也可能体现为不断追求最大公约的温和方式。

朱利安所强调的对话,是一个凸显差异的语境。在对话没有发生之前,参与的文化体是彼此分离的系统;而经由对话,它们构成了一个可以被重新审视的、相互关联的统一场域。它们获得的新特质,并非由其内部产生,而是因为其处于新的系统中,新的位置、处境,以及新的关联性带来的。在这个语境下,对话各方的异质特征更加鲜明地彼此映衬出来。对话也是一种对峙,参与各方能从对方身上确知自身的异质性。

异质感的保持是第三个前提。由于以对峙性的对话为前提,这种被确认和强调的异质性,获得了一种自觉,不再可能回到之前的文化母体中重新获得安适。在对话构建的新系统中,新的位置、处境、关联带来的新的价值和可能,会使它们对于传统的文化母体类似于鞋中的石子,毛衣里的碎发,造成持续的不适感。在朱利安看来,这种不适感可能成为包含艺术在内的创造性活动的灵感源泉。

在我看来如上三点构成了“间性”的三个基石,可能也基于此,朱利安在讲座结尾不无调侃地说,他所期待的或许不是文化“对话”,而是“间话”。

【二】

米歇尔的讲演以《条理、疯癫与蒙太奇》为题,提出了在条理(理性)之外解读大数据时代图像的另外一种可能路径。这种可能性强调了非理性甚至疯癫等精神非正常状态在图像解读中的价值。

米歇尔的讲演有两条线索:一条为对所谓理性读图态度的批判,另一条为阐述所谓“疯癫”对于图像时代的积极意义。在讲演的前半部分,前者显性,后者隐性;后半部分则互换了位置。

讲座开篇,米歇尔就提到了图像时代的一些背景:在大数据时代,每台手机和电脑中的社交软件每天都生成海量图像,由于这些并置的图像背后没有文本构架,因此具有了某些蒙太奇的特质。文本时代的“精读”不再是首要的阅读方式,在读图时代,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一种攫取性和掠影式观看的新型阅读方式。与此相对应,作为一种理性精神的运用和体现,政府既可以运用这种方式对市民的生活进行全景式窥视,而且可以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对某些现象进行监控和管制。但这是图像时代真正正确的读图方式吗?依据讲演的两条线索,米歇尔的批判从两方面展开。

何谓疯癫,何谓文明?他援引了福柯的经典理论,指出就其本质来说,所谓精神不正常是一种对异己的标签,是文明社会中基于理性对社会成员的管控手段。他接着援引了包括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图像,搜索引擎等提供的一种基于理性的阅读方案,正在被普遍运用。米歇尔还列举了斯诺登和维基解密等事例指出,像美国政府那样,试图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图像去分析市民生活幸福指数,并根据这些分析结果制定政策管控民众;由于这种窥视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些行为也就成了真正疯狂的举动

随后他以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马勒的《幻想博物馆》等作品为例,也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纳什生平改编的电影《美丽心灵》在内的一系列影像资料,延展了其问题,阐述了一种“疯癫”状态对图像观看的价值。由于瓦尔堡晚年的精神疾病,长期不能正常工作。但在此期间,他搜集各种图像,创作了《记忆女神图集》,为后来的博物馆学和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启发。

不仅如此,他还举出了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事例和其他一些影像资料,阐述被文明社会标识为“疯癫”的精神状态,实际上蕴含着多种自洽的读图规律。它们能够帮助看到图像间那些被文明社会隔离、摒弃、禁忌的关联性,甚至可以揭示图像缺失处的意义。米歇尔暗示,蕴含在“疯癫”状态中的关联性的揭示和读图路径,不仅对于艺术创作等创造性工作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也对于击破专制对大众的监控具有革命性价值。

尽管研究的材料、角度和方法大相径庭,但是两篇演讲却不约而同地回复了在我们的文化因素中,哪些可以为当代视觉与图像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意义甚至远远超出了传统学科划定的范围。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期待讲座论证的逻辑尽可能严密,研究尽量少地带有主观性;在我看来,一种创造性的角度是这两篇讲座的真正价值所在。

                                                        (作者为江苏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