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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固的悲情与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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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俊

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滕固曾短暂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一职。按照今之流行说法,他属于美术界的老前辈、老领导一类的人。遗憾的是,大部分美术界人士对这位老前辈知之甚少,甚至还包括今天渐渐壮大起来的美术史专业的硕、博士队伍。从其他前辈回忆文章或涉及滕固的零星论文中看,滕固的形象依然支离破碎而且充满误解。 

而这些误解,或许是因为他在1938 年6 月,临危受命担任了国立艺专的校长。众所周知,这所国立艺专由今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的前身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两校合并而成。在当时,因为抗战及种种困难和矛盾而产生了复杂的人事纠纷。两校教师分成了两派,学生也分几派,即使是原来的同校教师,也分几派。一些前辈回忆旧事,往往还神情激动如在昨日。所以,种种过激的事情,在当时也就不可避免而且遗憾地发生了。原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曾两次“下课”,还曾经被学生关起来过,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等也相继走人。1939 年夏,艺专新聘关良、夏昌世、徐梵澄、吴茀之、张振铎、唐学咏等人,而解雇了大名鼎鼎的李朴园、雷圭元、王子云…… 

后来,教育部按照林风眠的建议,请一位与两校人事和利益毫无关系的人来救火。而来者,正是滕固先生,一位德国专修美术史的海归博士。可以说,先生是当时绝无仅有在西方并获得哲学(艺术史考古)博士学位的人。而这个临时“救火队员”,被误解也就不可避免。

当时忠于林风眠的师生,可能因为他取代了林校长而有所不满。另外,在具体的教师聘任方面,新校长也屡遭诟病。当时战事紧张,学校在滕固主持下冬天艰难迁校到云南昆明,次年冬再迁滇南呈贡县安江村。学生吴冠中等向其建议请回吴大羽老师,但滕固说油画已经有常书鸿教授了,这引起了吴冠中的不满。当时去职的林风眠辗转到达香港后,立刻致信艺专,表示想回校任教,而最后没有回音。今天,我们为林风眠大半辈子的孤寂而叹息,但当时滕固可能收到信后也很难办,如果林风眠回校,而与林风眠有矛盾的人可能还会与之产生麻烦。当然,今人只有做这样的猜测了,当时滕固是怎样想的已无从考证了。多年后的1998 年,在潘天寿成都画展的学术研讨会上,潘天寿的公子、美术理论家潘公凯谈到滕固时,一声叹息:“ 唉,滕固这个人!”感情很是有些复杂。

非常遗憾的是,从现有文献资料中几乎看不到滕固的性格,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里补充一点材料,是当时的学生吴冠中写的回忆。在学校迁昆明后,由于招生考试放松,教学要求也不严,学生混张文凭的想法很普遍,于是有人开始搞各式各样的活动,进步的和反动的都有,有人想当美军翻译,有人想当电影明星,谈恋爱之风也盛行起来,这在杭州时是绝对禁止的。后来滕固校长宣布:将请傅雷当教务长。傅雷辗转来到昆明后,想办好这所国内唯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就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者解聘;二、对学生要重新考试和编级。因为当时教师多、学生杂,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是,滕校长最后却没同意,傅雷就回上海去了。学生们对傅雷很崇敬,为此感到惋惜。从这件事情来看,滕固的性格还是很温柔的,可能怕在人事安排上再生是非,不利于学校的稳定,而宁愿保持现状。

1940 年秋冬季节,国立艺专经长途跋涉复迁到四川璧山天后宫。此时疾病缠身的滕固,身体已相当差劲了,他总算是把一个庞大的学校带到战时陪都——重庆附近。作为一个杰出的美术史学者,他在做学问与学校管理上可能有很大的冲突,加之复杂的人际纷争依旧在继续,特别是同年夏天他解雇了原杭州艺专教师方干民,再次引发了学潮,这让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向教育部递交了辞呈并于12 月被准辞。离职后,滕固居家重庆,重回中央大学他擅长的古代艺术史讲台,不久竟因为家庭纠纷死于非命。

《吴宓日记》1941 年5 月25日记载:“ 宓又忆及知友滕固君……去年秋,临别,以其《九日日记》……留存宓处,以宓最知其心事也。滕君到渝即病。半载后,甫出院回家。途中复遭……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本月二十日上午7:30 逝世矣。” 究竟是因为什么家庭纠纷令他“死于非命”,他人已无法知晓。据滕固的学生、美术史家阮璞回忆,他与夫人发生矛盾后,外出时夫人不给衣服穿,也不给钱用,在滕固死后,其衣服都还被扣留着,连入殓的服装都不给,其后事全由艺专总务处的职员程先生料理。而沈宁所编《滕固年表》,则称滕固是因脑膜炎病逝。

就是这样一位今天已被“忘记”了的美术人物的去世,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滕固的好友除吴宓外,还有钱钟书。他在得知先生噩耗后,写了《哀若渠》五言古风155 韵,今收入《槐聚诗存》,为其所作挽诗最长者,同年又作七律《又将入滇怆念若渠》吊唁,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滕固上任后,就请当时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钱钟书为艺专校刊写了《中国诗与中国画》,该文现已是研究“诗画合一”的名篇。滕固比钱钟书大九岁,两人一见如故,经常以诗歌唱和,滕固曾诗赠钱钟书:“十九人中君最少,二三子外我谁亲?”

另外,美术史家常任侠也在1942 年的《文化先锋》第十期发表悼文《记亡友滕固及其著作》。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悼文《悼若渠同志》,对其学问人品作了高度肯定,称:“若渠有用世之才,也有用世之志,如果他不死,我相信他的前途一定是非常远大的……在他多年的计划中有一部伟大的系统性著作,而且已在开始编写,即是《中国美术史》,可惜这部书是再不让我们看见的了!”

在1938 年12 月,刚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不久的滕固,决定学校西迁,对李浴等步行赴渝的抗战宣传团大加赞许,赠诗一首: 抗战经秋又半年,军容民气壮于前。劳生亦似提戈士,南北奔驰路万千。

该诗刊于重庆1939 年8 月15 日的《中央日报》。在困难重重的战争年代,先生还是相当意气风发的。而当时的学生李浴后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已是研究中外美术史的著名学者,也继承了先生的美术史研究而成果累累。晚年的李浴,不知是否重读过滕校长的鼓励之诗,又当作何感慨?

滕固也没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后人不断发挥,那种如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各种“故事”。尽管他也系绘画科班出身但少有作品传世,恐怕今人没有机会能看到其作品频频爆出“天价”,也不太可能看到其发黄的手稿或著作摆上“善本古籍”拍卖台,拍出个好价钱。顶多,在先生逝世多少年的日子里,不多的几个美术史学者开个纪念会,然后吃顿饭什么的。 

这是滕固的悲情与寂寞,也正是美术史研究者前辈的悲情与寂寞。 

(作者系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