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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画学“创新”辨正 ——以“笔墨当随时代”与“借古以开今”为中心

发表时间:  来源:大河美术 韩刚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

“笔墨当随时代”辨正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石涛在一则画跋中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澹,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盛唐之句,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辈。倪黄辈如口咏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

现当代以来极为流行的、作为艺术“创新”宣言的“笔墨当随时代”一语盖出于此。然不足百字的这段画跋,从文意上看,与时俱进、复古纠结,理路不明,思维混乱,难以卒读。该年石涛62 岁,已进入“耳顺”之晚年,应该说已经到了学问与文艺的成熟期,却写出了这样一段文字,未免遗憾。

再来考察“笔墨当随时代”这句“名言”本身。就字面而言,它讲的是绘画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个性、创新无关,甚至相反。因为古往今来的艺术史已经反复证明,“笔墨当随时代”当指特定时代的艺术巨匠、大师创新艺术风格,引领时代艺术风气之后,那些天资、才情、功力不足的二、三流艺术家为了不落伍于时代,跟风抢进,这种“拾人牙慧”的艺术行为本身并不包含本质意义上的“创新”,艺术史上从没有任何信奉顺随时代者能成为巨匠、大师、大家与引领时代艺术风气。

在石涛时代,绘画的“时代感”“时代气息”“时代精神”是以“四王吴恽”(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与恽寿平)为代表的“以复古为更新”(语出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者所体现出来的,与石涛的痛恶复古、贬低传统、强调个性与自我中心恰好相反,而石涛所坚持与固守的实际上是明中后期陈淳、徐渭等以来的绘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还真“只能作为历史的遗骸,艺术的僵尸,它没有生命,因而也就没有价值”(语出《怎样评价石涛》而反用之),而事实上,石涛绘画在当时不但成就甚有限,影响力若与“四王吴恽”相比,也甚微弱,他怎么可能引领时代艺术风气?在当时,王时敏才是引领时代艺术新潮的“国朝画苑领袖”(张庚《国朝画征录》),由他开启的“四王吴恽”画派才是清代绘画的主流与正宗。

在现当代以来的石涛研究者与一般人心目中,石涛画学几乎是“创新”的同义语,实则这应是一种误解,因为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能证明石涛在画学上“创新”,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石涛留存至今的最重要画学著作《苦瓜和尚画语录》(以下简称《画语录》)中不但找不到“创新”之类的词语,就连“新”字也找不到,单就此点而言,依照严肃的学术论证规范,就不应该将“创新”、“新”作为石涛画学的主要特色。

其二,在《画语录》中,虽有“今”、“变化”等语含有“新”之意味,但这些词汇与“创新”并非能够完全等同,因为“创新”意为“创造新的”,相当于“创立”、“初建,首次建立”(《汉语大词典》),而“今”与“古”相对,石涛的“古”“今”观是“借古以开今”,而“变化”也是以“古”为基础的,即石涛自谓“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者也(他在艺术实践中并未将这一观念落到实处,详见后文)。

其三,在除《画语录》之外留存至今的其他石涛大量言论中,虽能找到17 个“新”字,但亦与后世所谓石涛画学“创新”思想无涉。

行文至此,一问油然而至,即处处标榜自我的石涛画学中为何不见所谓的“创新”思想?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文艺中并非以“创新”为主导,清初石涛无论如何强调自我,终究不能脱出自身文化境遇的笼罩,他不能“穿越”到近300 年以后的现代。

中国传统文化、文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创新思维的基本模式是“以复古为更新”,即以“复古”为手段去达到“更新”的目的,“复古”即尊重、学习传统,“更新”即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如《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虽明言“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但也“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而作《春秋》正是孔子“温故而知新”的具体表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等等,均可见儒家所谓“新”不是崭新、创新,不是开创、创造或独创,而是“更新”、“革新”,不是暴风骤雨的“革命”式的,而是相对温和的“改革”式的,即必须寓“更新”于“复古”或寓开来于继往之中。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艺中有集中体现,如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专门讨论此问题,篇尾“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则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等等,而绘画史上凡大家、巨匠无不深谙并践行这一点,如宋米芾《画史》:“余乃取顾(恺之)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元赵孟頫云:“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等等,均为典型的“复古”论调,明末董其昌、清初“四王吴恽”等也属其中典型。“复古”之最终目标是“更新”或“变古”,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山水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与此相通的论述在画论中俯拾皆是,却很难找到提倡“创新”者。

明末清初的石涛又怎能脱出这种文艺原境之范围?是以石涛画学中绝难找到“创新”观念,只有“借古以开今”、“师古而化之”。

石涛“借古以开今”辨正

与石涛“笔墨当随时代”观念关系十分密切的是他标榜的“借古以开今”,二十世纪初至今,论者多认为石涛属“创新”派,但近年来却颇有研究者以“借古以开今”等为言,论证石涛“同时也是真正的师古派”。那么,究竟什么情况?

“借古以开今”出自《画语录·变化章第三》:“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

对《变化章》全篇稍作领会,就会发现里面也充满了矛盾。就题目“变化”二字可知,此章应该以在古人画法基础上变化出自家面貌(即“借古以开今”)为讲述重点,说的是学习画法应该与古为徒,勤奋渐修,渐臻极境,但全篇绝大部分内容讲的却是抛弃古法,呵佛骂祖,顿悟、一超直入如来地,如“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等等。

如上述,“借古以开今”是国族文艺创新观念的本质特征之一,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在国族文艺史上,它也不能算是石涛的“创新”观念,而是早已有之,如上述“温故而知新”、“与古为新”等。

值得注意的是,石涛虽然标榜这一观念,但他并没有将之落到实处。

在石涛平生画学实践中或许能找到他“借古”的证据,但就总体而言,却是以讲求个性、自我中心为主流的。如果对画史“借古”(“复古”)有所了解,即可发现石涛画学不是真正的“复古”,而是保守、守旧或抱残守缺,与以“复古”为主要特色的时代新潮“四王吴恽”迥异。因为画史上的“复古”一定是为了“创新”,一定是跨越前朝向更前面朝代的大师、巨匠学习而“更新”,如清初“四王”等的“复古”主要是跨越明代,学习元代大家,以学“元四家”与赵孟頫等为主;晚明提倡“复古”的董其昌主要是通过贬斥吴派,学习元代及以前的大师(以王维、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为主)来实现的;元代提倡“复古”的赵孟頫主要是跨越南宋而向北宋以前的大家学习;提倡“复古”的北宋书画家米芾看不起唐代书画,而主要学六朝大家,后来连六朝大家也超越了;等等,一言以蔽之:“隔代继承”。书画史上引领时代艺术风气的大师、巨匠之所以都提倡“复古”,又不直接学习前代,而是“隔代继承”,原因很简单:直接学习前代只意味着守旧与抱残守缺,不可能为自己所处的需要“更新”的时代艺术提供创新性因素。石涛艺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对明中后期以来艺术风气的继承,这种艺术风气在陈淳、徐渭,甚至董其昌、陈继儒时代都可以说是新的,但时移世易,在处于康乾盛世展开期的石涛时代,明末艺术风气早已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因而早已陈腐不堪的石涛画风是不能称为“借古”、“复古”的。同时,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石涛艺术何以在当时不能脱颖而出,而被埋没近三百年,直到与清代文化迥异的以西学为主导的二十世纪的到来才大放异彩,而民国初期至今康有为、陈独秀、吕澂、李瑞清、曾农髯、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等一大批理论家与艺术家之所以要“革王画的命”,从历史的沉寂中挖出石涛,在石涛画学中寻求创新资源,又主要是因为继承明末画学的石涛画学与代表清代画学主流与正宗的“王画”截然相对,这依然没有脱出国族自古以来“以复古为更新”的基本创新模式。

同样,在画史中或许也不难找到石涛“开今”的证据,但相比较而言,他的开今是极有限度的,远远比不上“四王吴恽”,如王时敏居于有清一代“画苑领袖”地位,与其长孙王原祁开启了作为清代三百年画学“正宗”之“正宗”的娄东派,造成了清代画坛“人人大痴,家家一峰”的局面(仅其王氏一族名画家在清代就有一百多人),而王鉴、王翚则开启了作为清代画学另一主流与正宗的虞山派,整个清代画坛几乎是被“四王吴恽”画派完全把持了的,而石涛在清代的影响却十分微弱,生前弟子寥落,身后的影响也仅及扬州一地,所以信奉石涛的郑板桥有“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的说法。石涛在画史上得大名是从民国开始至今的,如陈独秀在《美术革命——答吕澂》(1918 年)一文中说:“谭叫天的京调,王石谷(翚)的山水,是北京城里人的两大迷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许人说半句不好的……倒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却要把王画当作画学正宗。”可见即便在民初北京画坛,“王画”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作石涛传派的“扬州八怪”却抬不起头。林风眠《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1933 年)则说:“最近是石涛八大时髦起来,于是中国画家就彼也石涛,此也八大起来。”

故石涛虽标榜对二十世纪至今画史影响十分深远的观点——“借古以开今”,但这种提法既非他“创新”的观念,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结语

石涛画学本身与“创新”关系不大,之所以直到现在“笔墨当随时代”、“借古以开今”等还被画苑、画史作为掀起“创新”浪潮的口号津津乐道,盖因既未“知人论世”地了解石涛及其时代,在读书时又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与以讹传讹的缘故。

(韩刚 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