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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师徒相承”何以从主流教育到毁人不倦

发表时间:2017-05-31  来源:大河美术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

曾几何时,不谈“师承”不必议画,没有师傅不算入门,“师徒相授”的教育模式一度在中国书画传承中占据主流地位;曾几何时,师者传道授业倾力而为,弟子严守师训尊师重道,师徒之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亲密关系。而今,名师虽多,明师难寻,老师更像帮主,学生不求学艺,师生之间“道”已无,只剩“技”,甚至“技”也没有了,穷得只剩下钱。这样的“失伦”现实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涉及整个艺术领域的风气。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中国画传承中的“师徒相授”何以从主流教育模式到如今的乱象丛生、毁人不倦?其在现代美术教育体制下究竟该如何与时俱进?

师徒相承的历史

“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中国画“师承”关系有颇多记载。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也说:“凡画入门,必须名家指点。”

1961 年,潘天寿给学生上课

齐白石一生有很多亦师亦友的老师,但真正拜过的师傅只有一位,也不是大画家,是湘潭的一位画家叫胡沁园。胡先生自己画工笔,但他不让齐白石临摹他的作品,而是让他去临摹古代画家的作品,去自学。齐白石晚年亦将收弟子视为人生一大快事,他依传统习俗正式收徒弟,此外还收了很多非弟子身份的学画者,称作“门客”。他对李可染青睐有加,曾画《五蟹图》送给李可染,上面题句:“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书画可以横行也。”

拜师,是传统中国画教学中一种最为直接、最为正式的方式,直接师承,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艺术家何水法讲中国的绘画史是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传承而来的,“一代比一代强盛,一代比一代丰满,所以绘画方法上才有新的风格层出不穷,但是这种层出不穷是在师承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传承,却也不是静止的传统,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有生命力的”。

潘天寿曾说:“学习中国画,自古以来都是师徒传授加自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所谓“师承”并非单纯的师傅带徒弟,而是师资授受、上法古意、参考画谱的结合,元代倪云林以董源、荆浩、关仝、李成为师,明代沈周近师吴镇而上溯董、巨,自成一格。至民国,中国传统“师承”方兴未艾,张大千的“大风堂”、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可以说是那个时期“名家工作室”的成功案例。从近年来举办的吴湖帆书画鉴藏展、吴昌硕纪念展等展览中,都可以看到师徒相承教育方式的成就与印迹。

1961年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丰子恺与年轻画家谈艺术。(左起为:吴玉梅、毛国伦、邱陶峰、丰子恺、陆一飞、姜大中、汪大文)

正是靠这样的师徒授受、薪火相传,才有了南宗北派的国画脉络和不同风格。因此,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师徒相承都是一种主流教育模式,为中国画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言传身教的修行

“中国画的传承,过去叫山堂教育,就是书斋式的口传心授,说教少,身教多。”今天的文人画代表画家吴悦石对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十分推崇。

吴悦石青年时代有幸拜识如王铸九、董寿平先生等耆宿名家,执弟子礼。砚边灯下,眼观手抚,心得意会。他恰到好处地把握了承启的火候与分寸,于画理画艺无不融会贯通,终成崛起的一代文人画画家。如今,吴悦石门下弟子众多,他也采取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教育学生,他的学生中有的已成为中国书坛、画坛的领军人物。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为人师者,不仅要有教人之才,更须有教人之德。他们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弟子的艺术和做人。

张海对费新我、王学仲、沙曼翁三位老师虽未执弟子礼,但他们之间师生情并不拘泥于外在形式,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相知相通。如果从书法本体上看,张海的书法风格与三位老师相去甚远,很难找出师承的蛛丝马迹,但在做人、书法理念和继承创新上,则与老师一脉相承。

张海与恩师费新我

关于尊师,张海曾说过:“对于费新我、王学仲、沙曼翁三位先生我是非常尊重的。尽管他们的影响、成就以及公众评论各有不同,有的甚至还曾遭到不公正的批评,但我不管这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有些记忆终生也难以抹掉。单凭这些,他们就是我最可尊敬的老师。”

费老辞世5 周年之际,张海在郑州筹划了费新我遗作展,并个人出资为费老出版了《费新我左笔大字典》。2012 年费老110周年诞辰,张海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为老师主持了高规格的座谈会。王学仲去世后,张海撰写纪念文章《灵魂若有在凯歌唱未休》在《人民日报》发表,并向其基金会捐款20 万元。张海作为中国书坛的领军人物,在地位和影响日隆之际,仍能对老师如此谦恭,彰显了尊师敬贤的美德,在书法界传为佳话。

现代教育的兴起

随着西方美术教育学院体系的引入,传统的书画教育模式及其地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毫无疑问,21 世纪以来,美术学院日渐成为中国画教育的主流,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首先会问哪个学校毕业以判断所谓的“师承”关系,而私人教学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是“文凭”,美术学院毕业有“文凭”,而私人画室不发文凭,而文凭是当今社会的敲门砖,但由于大学的不断扩招,“文凭”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完整的美术学院教学的“师承”关系,他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美术学院科班传授,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程十发、林风眠也都来上过课,他自己受林风眠影响颇大,但在美术学校体系中,不会说自己的老师是林风眠。现在美术学院的学生,认同某个老师为人或者艺术主张的自然会走得近一点。再往后发展也许是工作室制度,以研究比较深的专家为主导的模式。这种工作室制度会受到艺术市场的影响,老师和学生之间双向选择,但首先要学生先认可老师,这就需要学生有一定的选择和领悟能力,要对自己对艺术状况很了解,但中国目前的学生,在进大学之前接受的是素描、色彩的应试教育,关注的是考学,而不是艺术的,哪怕进了学校一年之后选工作室,也许也未必现实。而如今中国的美术院校取得本科的毕业文凭是没有难度的,学得很投入或者是随便混的学生,拿到的是同样的“文凭”。这是如今美术学院的局限。

他认为,中国古代出了很多人才,肯定和“师承”有关,也和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环境有关,如今美术院校的教学和“师承”有很大不同,但“师徒文化”即使在美术院校的体制下都会以某种形式传承下去,存在的普遍性和影响肯定不如过去广,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值得探讨,如果是“近亲繁殖”一定没大的成就,如果老师足够高明,就是不能“近亲”,就如齐白石所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毛国伦《走遍山村》,其中老货郎的一只脚和毛驴的眼圈外留白为其老师程十发所添

师生关系的异化

作为美术教育的大势所趋,美术学院当然不可能取消,如果现在的“师承”教育能够作为学院教育的有益补充,对中国画的传承倒也功德无量,然而时下书画圈的不少“师生关系”却令人担忧。

一位山东画家花了六万元到北京拜师学画,吐槽说:“就老师那水平,本来也没计划跟他学什么,何况一共才见了他三次。”当被问及“既然你不想学艺,又何必花那个冤枉钱”时,他说,“我就想借他的名用一用。他虽然画得不怎么样,但是他名气大呀!我出门能扛扛他的牌子”!

一位进京立志学画的培训者,缴纳数万元学费后迅速成为某精英班学员。但不到半个月,终于忍不住“老师”的言行而爆发了——“要不是看在一纸证书的份儿上,鬼才会来拜这种货色为师!”

某书家在老家拜一位年龄相仿的人为师学艺,后来拜在一省城名家名下。而当他结识一位全国名家后,前两位老师被召集聚餐,名之曰“谢师宴”。这里的“谢”不是感谢,而是谢绝。“散伙饭”一吃,从此与两位老师撇清关系。

你要我的钱,我借你的名,各取所需。如今的书画圈,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老师不像老师,不为“传道授业”,并非“能者为师”,而更像帮主,占山头,划势力。学生不像学生,花钱借名,不求学艺,有利益冲突了,翻脸如翻书。师生之间,“道”已无,只剩“技”,甚至“技”也没有了,穷得只剩下钱。这样的“失伦”现实已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涉及整个艺术领域的风气。

遍地开花的“ ××× 工作室”,以办学之名,行圈钱误人之实。一些人就是钻了中国画圈内的社会办学成风的空子,打着各种大旗,到处办升级版的“速成班”“访问学者班”“精英班”“高研班”……这些工作室的招生,动辄学费数万,学习期满并成绩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可发表作品,还可推荐给画廊及拍卖公司进行市场运作。其实,这些“×××工作室”,虽然挂着名家的名号,但这些名家并不参与所谓办学的日常事务,只是在结业时才出来亮个相,和这拨走出“ ××× 工作室”的学员照个相。最后,这些混了一纸证书的所谓名家,便拿着照片到处张扬。

而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书画师徒传承中的拜师仪式也俨然回归。前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某欲辞掉硕士生导师去办私塾,并要求弟子行跪拜之礼的新闻,后有凤凰岭书院学生集体跪拜老师的场面。人们纷纷质疑,书画圈的跪拜礼,是传统艺术师徒传承的一种必要形式,还是传统礼仪中的糟粕部分?到底是为了尊师重教,还是对当代教育的一种嘲讽?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表示,跪拜是传统礼仪,本身无所谓好坏。礼仪一定要发自内心才有它的作用,否则只是徒具形式。今天的师生关系和传统的师生关系完全不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今天已不可能,因为今天的知识系统相当复杂,学科非常细密,老师无处不在。尊重传统的方式必须与时代共进。

                                                                                                (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