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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的笔墨演绎 ——访著名画家王辅民

发表时间:2017-06-16  来源: 大河美术 杨媛 字体: [大] [中] [小]   [关闭]

王辅民

1961 年生于甘肃庆阳。1982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曾任兰州画院院长、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交流部主任、国画院研究员。

5 月11 日,“写意中国·2017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书法篆刻作品巡展(郑州站)”在河南省美术馆隆重开幕。身为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交流部主任、国画院的研究员,王辅民先生也来到了郑州。在布展的间隙,他于百忙之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身为土生土长的西北人,王辅民先生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着西北人特有的真诚与直率。略带西北口音的他语速颇快,谈及艺术创作时思维清晰,表达流畅,充分显示出一位艺术家较深的艺术修为。

《大河美术》: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环境是分不开的。您在西北出生并长大,对西北的土地情有独钟,数十年来,您的笔触也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广袤神秘的土地及人民和人文厚重的历史文化。能否谈谈您的创作经历和感受?

王辅民:我出生在甘肃庆阳,那里是黄土高原最中心的地带,也是黄土最厚的地带,农耕文明在那里发源,文化积淀很厚。我从小出生在中学教师之家,我父亲是搞民间美术的,从小耳濡目染使我走上了美术创作这条路。我父亲民间美术收藏非常丰富,编过20 多部这方面的书,他在“文革”前就从事非遗工作,那时候我们对非遗的认识还没有提升到如今的高度上,他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一直坚持了几十年。从小的家庭环境和接触到的民间美术,无形中在我脑海中扎下了根,使得我此后的创作很自然地按照这个路走下去。所以说,西北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我从小的家庭环境,是我创作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社火乡系列》

《大河美术》:您出身民间艺术研究世家,深受剪纸、皮影、面具、刺绣等民间艺术的熏陶,您的作品也融入了很多民间艺术的素材,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民间艺术对于绘画的影响的?

王辅民:实际上,中国的绘画和中国的民间艺术是不能分割的。我们现在好多画家,主要受的是西方写实主义教育,这对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近百年形成了主流,起到了主导关系,这对当代画家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入有它的益处,也有其弊端,它的优势是丰富、扩展了中国画的创作道路和创作元素,中国画是写心写境,西方多是写实,注重对自然环境的刻画和描写,这就和中国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最近几年我思考得多一些。

民间美术和中国传统艺术是一脉相承的,从民间美术的造型方式到对中国文化的意境追求,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中国民间艺术造型曾经启发了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而我们自身却在冷落这种本土的民间造型体系。经过百年的历史演变,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强调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吸收。民间艺术不是特别重视表面化的技巧,它更注重对作者本人内心的表达,真正切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这一点也是作品的灵魂,而西方则更注重绘画本身的结构关系。

《社火之二》

《大河美术》:您的“社火系列”很接地气,社火文化中的人物在娱乐、逗趣、诙谐的表演中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常带有某种寓意。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在创作之前您有过哪些思考?

王辅民:春节这个传统节日,过去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民俗活动来对待,实际上它的内核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比如仁义礼智信,春节的祭祖就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孝义仁。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等,包容度很大,我们的价值观都是逐渐从这种滋养中形成的。说它接地气,因为它来自最基层的民间,反映的是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更容易被老百姓认识和理解。同时它又是雅的,体现了中华民俗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民间的非遗文化是国学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就是空中楼阁。你的作品,如果专家不认可,老百姓不接受,那肯定没有你生长的土壤。

另外,我在创作这个题材之前,也是有过一些思考的。近十年来,国家大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其中就包括“欢乐春节”这个品牌活动。而在我创作的过程中,自身的经历和这种大的文化推广无形中契合了。这几年我常到国外参加展览,外宾对我的社火系列特别喜欢,一看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而且既有好的意境,又有高的表现技巧。

《大河美术》:除了社火系列,您早期创作的藏族系列比如“香巴拉之境”系列,也是一个时期的代表作,为此您更是多次深入藏区,体验那里的山川与民风,这对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辅民:藏族系列是我在上世纪80 年代的作品,那个时候我还在西北上大学,每年春节都会去那边写生。香巴拉之境系列表现的是西藏人民自身的理想和愿望,其表面意思是神仙向往和居住的地方,既然是神仙向往的地方,我们能不向往吗?我们的艺术品就是要追求一种理想和美好。这个香巴拉系列是我藏族系列最早的作品,是对高原生命的尊敬,也是对他们精神的礼赞,同时,也是我心灵的一种真实反映。

《马年社火》

《大河美术》:您之前一直在思考中国画的文化特性问题,对于“中国画在如今的文化环境中,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这一问题,您是怎样理解的?

王辅民:我把中国画的特性总结为三个方面:诗意性,写意象征性,笔墨书写性。一种文化肯定有它的特殊性,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它的诗意性。诗意性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意境,比如我的社火系列,犹如辛弃疾的诗“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间的热闹景象和意境。王国维说“诗以境界为上,有境界自成高格”,一种文化如果只是描绘了一种自然现象而已,那就太表面化了。

中国画的象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对自然的感受,对社会的感知,对人生经验的体验。中国画文化的根基在民间,比如古代文人士大夫通过绘画,来表达一种隐逸的思想,把自己对社会的认识融入到作品中。中国画的终极目标是表现自我心境,这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性,也是中国文化最具魅力之处。

石鲁曾经提出“中国画的基础是书法”。一方面,从造型来讲,一般人认为绘画的基础是造型,但我觉得中国画的基础是书法。书法里面也有造型,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书法造型不是写实,是一种意象,从最初描绘自然到象形,再到现在带有半抽象意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画的造型轨迹,中国画的笔墨元素始终按照中国书法的轨迹延续。另一方面,从书写线条表现力来说,中国画最具特色的是笔墨,而笔墨最重要的是线条表现力,这和书法通过线条来表现也是一脉相通的。

《大河美术》:一直以来,在美术界有中国写意人物画面临穷途末路之说。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写意人物画的价值,逐渐对中西结合改造后的中国人物画进行反思。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辅民:我觉得中国写意人物画不是穷途末路,而是前景非常广阔。因为,一种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最终能不能在世界文化中立足,而中国画的文化特性就是其写意性,任何的绘画中,唯独中国画把写意性作为其文化特性去弘扬,那怎么能够说中国写意人物画面临穷途末路呢?无非就是中国写意人物画可能受时间和社会的局限,没有出现一种理想的境界和理想的人物而已。随着中国文化不断拓展和发扬,我觉得光明会到来的,就像李可染说的“东方既白”,中国的写意人物画可以说也是“东方既白”,而不是穷途末路。